我国互联网法制建设近年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为依法管网提供了良好基础。然而，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，我国互联网立法也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。

　　一是规范层级低，存在立法碎片化现象。迄今为止，我国制定的互联网相关法律有电子签名法、全国人大常委会2个关于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以及10余部行政法规。除此之外，互联网立法主要由部委规章或者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构成，立法碎片化现象明显。

　　二是互联网管理缺乏科学性。纵观我国现有互联网管理规定，绝大多数都将管理对象局限于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，普遍存在只管互联网服务提供商、不管网络用户与互联网信息的现象。一旦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或者其服务器设立于境外，以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为管理对象的管理模式就无法运作下去。

　　三是规定执行效果差，规定与现实脱节。笔者在各地调研发现，几乎所有需要事前许可的领域，都有大量违法行为发生。这种现象的存在，并不简单是规定的执行问题，根本上源自于许可管理方式本身。如果不改变管理方式，问题很难真正得到解决。

　　要解决我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，首先必须设计一个科学的互联网立法基本结构。互联网立法的基本结构，决定于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。互联网立法的调整对象主要分为四个方面：一是网络与信息基础设施，它们是互联网发展的基础，尤其在全球互联的环境下，面临巨大安全风险，立法必须加以保护。二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，它们是信息革命的驱动器或者网络时代的代名词，法律必须明确其权利义务。三是互联网用户，既可以是与现实主体分离的网络用户（虚拟用户），也可以是与现实主体结合的网络用户（实名用户），立法应根据其身份特征分类保护其权利，规范其行为。四是互联网信息。互联网信息最为复杂，既有与实名用户相联系的信息（实质是可以识别特定个人的个人信息），也有只与虚拟用户相联系的信息，还有根本不与任何互联网用户相关的信息（如棱镜门事件中涉及到的元数据）。

　　互联网立法调整对象的多层次性，决定了照搬传统管理方式难以奏效。因此，互联网立法必须区分层次，进行整体结构设计，并明确不同领域应该适用的不同法律原则、管理重点、管理手段、执法程序与救济方法等。

　　要解决我国互联网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，还要明确传统法律与互联网立法之间的关系。由于互联网并不是脱离现实社会存在的虚拟世界，互联网背后仍然是现实社会的法律关系，现行法律应该也必须适用于互联网。互联网的出现，没有也不会颠覆现行法律体系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单独构建一套互联网法律体系。

　　同时，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、扁平化、匿名性、互联互通、快传播、广影响、难控制等特点，使互联网对传统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、权利实现形式、政府管理方式、信息安全乃至战争形态等都带来了革命性的挑战，也对传统法律制度带来了全面的挑战。不同国家的经验均已证明，仅仅依靠现行法律，难以有效应对这场信息革命带来的挑战。近20年，各国在电子签名、电子商务、信息安全、电子证据、网络犯罪、信息公开、个人信息保护、知识产权、反垃圾邮件、青少年权利保护、电子政务等方面，纷纷加大了互联网专门立法的强度，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互联网立法浪潮。

　　以美国为例。美国是世界上市场机制、社会自治机制与传统法律制度最为发达的国家。然而，美国同时也是世界上互联网立法最为领先的国家，很多互联网立法与观念变革都缘起于美国。比如，美国立法率先将互联网界定为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并制定了包括《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保护法》、《计算机安全法》、《计算机反欺诈与滥用法》、《网络安全研究开发法》、《网络及信息技术研究推进法》、《联邦信息安全管理法》等一大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。棱镜门事件发生后，美国政府能借助《爱国者法》、《外国情报监视法》对国内外的各种指责予以化解，既可见其互联网立法的完备性，也可见其通讯信息内容规制的新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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